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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革命中的煤炭路径

文章来源: 未知   发布时间: 2017-09-05   点击次数:

能源革命中的煤炭路径

毫无疑问,“能源革命”是2014年我国能源领域最热门的词汇,没有之一。
从中央提出推动能源消费、生产、科技和体制革命,到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(2014-2020年)》发布,我国“能源革命”路线图逐步清晰。
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新业所言,在当下政策话语中,用革命而非改革来形容能源问题,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一方面,国内雾霾天气大面积频繁出现,治污压力倍增,控能耗、改结构、“去煤化”声浪此起彼伏。另一方面,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的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变化,成为推动我国能源革命加速的重要外力。
在此背景下,我国能源革命的一大要义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,调整能源结构。按照规划,到2020年,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,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。
对此,有评论认为,此次能源革命就是“革煤炭的命”,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将不复存在。也有人认为,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将会长期存在,“离开煤炭中国将是一片黑暗”。
从世界发展史看,煤炭失去主体能源地位是早晚的事。但在当下,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仍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最关键的一环。
虽然,在各种能源会议和论坛上,石油和煤炭都不再是最热门的话题,但对于煤炭行业来说,能源革命带来的影响,将事关600多万名职工的生存问题。
那么,在能源革命大潮中,煤炭行业该何去何从,煤炭企业发展路在何方?本报记者梳理了业内外相关人士观点,希望给广大读者以启发和借鉴。
第一部分 中国能源革命路线图
2012年11月8日
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:“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,控制能源消费总量,加强节能降耗,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发展,确保国家能源安全。”
背景:此前十七届五中全会和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的表述是:“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。”由变革到革命,从合理控制到控制,透露出国家能源发展的重大变化。
2014年6月13日
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,推动能源消费革命、能源供给革命、能源技术革命、能源体制革命,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。
背景: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报告之后,中央再次强调能源消费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,表明我国将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作为长期战略。
北京APEC会议期间
北京APEC(亚太经合组织)会议期间,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公开提及“能源革命”。
11月9日,他表示:“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、产业革命、能源革命蓄势待发,亚太经济体相互联系日益紧密,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显。”
11月11日,他表示:“我们要推动科技创新,带动能源革命、消费革命,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实现新技术革命。”
背景: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月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后,再次在重大场合正式提及“能源革命”。
2014年11月19日
国务院办公厅公布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(2014-2020年)》,明确了2020年我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、战略方针和重点任务。按照计划,到2020年,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,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。
此外,北京APEC会议期间发表了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》。这是中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以来,首次给出2020年后各自明确的减排目标。
背景:这是继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》之后,中国又提出的一个重量级量化的能源战略目标。至此,今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勾勒出来的“能源革命”路线图,日渐清晰。
第二部分 专家观点
政府官员
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解振华
何时达峰值取决于技术
煤炭消费量在中国2030年左右将达峰值,这是一个综合性指标,要通过节能,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,发展可再生能源、非化石能源、增加森林碳汇,以及提高适应能力等来实现。
煤炭消费量何时达峰值取决于技术。比如核电,我们在搞AP1000,用美国的技术,由于技术问题没有解决,耽误了34个月,核电的发展有所滞后。另外,在可再生能源当中,有些核心技术没有突破。所以,我们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,进行技术合作、技术转让,能够让大家共同拥有低碳技术,这样我们的煤炭比重会减少得快一些。现在,国际上预计在今后几年当中会有7万亿美金的可再生能源市场,潜力很大。
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 吴钟瑚
法律规范做引领和保障
能源项目无序建设和规划目标朝令夕改,反映出能源发展没有得到规制的现状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市场信号失灵,原因在于市场化不足和机制缺失。市场主体的需求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被抑制或放大。
无论能源消费革命,还是能源生产革命,必须建立在相应体制、机制和制度的保障基础上。深化能源体制改革首当其冲,应建立机制,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。
能源规划的法律地位缺失,能源项目与规划脱节,企业市场准入和项目审核制人为操作空间太大,其结果是无序建设乱象横生、腐败蔓延,环境生态破坏未得到根治。能源产品市场价格机制没有形成,政府制定价格违背了市场规律,造成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差不合理。煤电联动的机理是对的,但由于不是通过市场机制,而是政府人为调控,导致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国家安监总局煤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 贺佑国
能源革命重任在煤炭
我国的煤炭问题是利用方式出了问题。如果我国的煤炭90%发电了,那就是另一番景象,雾霾就看不到了。
社会上一直在问煤炭产量到底多少是个头?世界已经告诉我们,真正起约束作用的不是消费,也不是生产,而是环境。
从需求角度来说,现在煤炭消费已接近峰值,还有两个行业有发展空间,一个是电力,一个是煤化工。电力去年用煤量21亿吨,预测能达27亿吨,还有6亿吨的增长空间。煤化工用煤,按照各省规划,将有10亿吨的增长空间,但是我们预测最多有3.5亿吨的增长空间。现在煤化工用煤量是1亿多吨,还有2亿吨的增长空间。
我们认为煤炭需求峰值在45亿吨左右,现在实际消费量40亿吨,再增长10%至15%就差不多了。
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说法:能源革命革谁的命?革煤炭的命。不可否认能源革命重任在煤炭。
现在煤炭终端消费量是9亿吨,污染比电力高多了。我认为这9亿吨拿出7亿吨发电,比进口天然气对环境治理的贡献大得多。
煤炭生产革命就是关小煤矿。我们现在有1.2万个煤矿,如果再关7000个,30万吨以下煤矿全关了,环境污染、安全生产问题都解决了。
煤炭科技革命是无人工作面,现在有十几个工作面在搞。我国目前有8亿吨煤炭还是炮采,如果机械化程度达到100%,那煤炭生产形势就会发生变化。
国家安监总局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刘文革
煤化工的未来在中西部
洁净煤技术包括四个方面,煤炭加工、煤炭燃烧、煤炭转化、污染物排放控制。
现在都说逢煤必化,要发展现代煤化工。我觉得有两个原因,第一是煤市形势不好,为了寻求高附加值。第二是环境污染让我们必须实现煤炭清洁利用。“十一五”期间,我们在煤炭气化、液化方面已取得了进展。将来的发展方向,就是进一步扩大规模,产品成套化应用以及技术装备的长周期运转。
将来煤炭清洁利用产业发展趋势有几个方面。第一,更注重气候变化、二氧化碳减排。第二,发展方向向中西部发展。第三,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。
虽然大家积极性比较高,但发展新兴煤化工要因地制宜,重点示范,适度发展。煤化工的设备匹配性及长周期运行还有一些难点需要攻关。
企业代表
神华集团副总经理 王晓林
新常态下必须转型升级
在新常态大背景下,神华集团虽然能保持盈利,但是盈利能力大幅下降。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,品牌认知度还不够高,品牌价值也体现不足,这些指标都是一个世界一流企业,一个行业的标杆企业应该有的基本元素,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够实现。
中煤能源集团总工程师 祁和刚
应形成多联产低耗高效体系
一煤独大的企业,不管是从环保还是抵御市场风险的角度考虑都是难以生存的,所以必须要进行结构和布局的调整。
煤炭的“十二五”战略方向为控制东部、稳定中部、发展西部,这是有道理的。但是推进得不是太好,问题在于系统推进不太理想。光把东部的消费中心控制了,中部稳定了,西部加快了,基础跟不上,比如铁路问题,电、油问题,所以它的均衡性、产业性、布局性没有形成一体。要形成多联产低耗高效的能源体系还需要国家政策引导、支持,更需要企业技术创新,这就是未来能源的希望。
兖矿集团党委常委、纪委书记 林海波
发展煤化工体现社会责任
原来我们做(传统)煤化工,现在一步一步转型升级,向以煤制油为代表的现代煤化工转变。这是我们企业为引领煤炭清洁利用做出的努力。再比如,我们在澳洲集合全球的科研力量,做超洁净煤的研发,就是把煤无限磨细,加上添加剂,把所有杂质全部提取,然后在发动机上使用,代替柴油。这也是企业在大量投入的前提下,为社会做的一份贡献。
研究学者
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 林伯强
核心在于体制革命
在能源革命四大领域里,能源体制革命居于核心地位,也是衡量能源革命最终能否成功的标志。
能源体制最需要革命的是能源价格形成机制、行业准入和行业结构、政府调控和监管三个方面。体制革命之所以是能源革命的核心,是因为体制革命对能源消费、能源供给和能源技术革命,既有支持作用也有制约作用。比如,市场竞争直接决定了能源消费、能源供给和能源技术革命的有效性,而能源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信号,所有市场参与者据此行动,行政干预能源价格将导致市场扭曲,不利于市场竞争。
面对政府的价格干预,民营企业难以应对收益的不确定性,因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,虽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有其短期的好处,但是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目前,能源行业结构和准入限制不利于竞争,具体表现为民营资本参与较少,不利于供给革命和技术革命。
在推进能源体制革命过程中,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和摆正位置,转变政府职能,减少行政干预,加强监管,采用财税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,制定前瞻性、指导性的战略,并通过能源立法来加强能源监管。
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系主任 郑新业
政府应该做的是两件事
如果过去十年政府像抓新能源一样抓煤炭的清洁利用,今天中国的污染问题不会是这样。煤炭脱硫脱硝每千瓦时电才增加一分五厘,比使用新能源便宜多了。
从能源的供给来看,煤炭依然是我们的主体能源。过去几十年无论能源供给怎么变化,煤炭都占我们能源消费比率的70%以上。从需求来看,制造业一直占60%以上,居民消费量很低,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,最多占15%。因此,能源改革和电力改革必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做出顶层设计,确定目标。
目前,电力改革应该说是整个能源改革的杠杆改革。我个人以为,电力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发现真实成本。
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两件事。第一是建立负外部性定价体系,也就是污染定价,发现电力能源的真实成本。第二就是反托拉斯,防止电力企业和电网等相互勾结。
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 陈卫东
结构调整跟价格体系有关
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是环境问题,其次是供给安全。现在很多会议都不谈石油了。为什么天然气成了大问题?因为在中国,天然气价格不能跟石油挂钩,这后面是煤的问题。
按吨煤不到500元价格换算,每百万BTU(英制热量单位)为3美元,自产天然气是8美元左右,LNG(液化天然气)是16美元至18美元。
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能离开这样的现实吗?电和煤、电和油、气和电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。价格一高,消费者就不买了。
当能源相互替代的时候,就不单是价格问题,而是整个能源价格体系的问题。
要改变国际天然气价格,那不现实。要接受高价天然气,自己又消费不起。这就涉及整个电力价格的改革。当电力价格变动时,整个工业结构和生活水准就不同了。
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排放国。我们现在讲煤电“零排放”,其实这个标准里没有二氧化碳,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是不一样的。
能源结构要调整,又跟能源价格体系有关。到底如何调整?我们现在在推煤炭洁净利用,我不反对。但是,环境状况不可持续,戴着面具跑马拉松是非常丢脸的事情。(天然气)价格又摆在那儿,怎么来平衡它?现在我们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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